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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射器离我们有多远?

主持人:金玉 《科学时报·科学与健康》特邀主持
嘉 宾:
田建华 北京地坛医院护理部主任
王西平 北京海达精密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梁晓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
当针刺已成往事,安全注射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主持人:在美国一张病床配比近三名护士,而实际上在我国一名护理人员至少要关照一张以上的病床,工作非常繁重,我们的问题是,这种劳动强度下,护理人员应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

田建华:WHO(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护理人员数量标准为每千人口应有两名护士,而目前我国每千人口护士数量为一名,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三。世界上许多国家床位护士比在1∶1,北京市三甲医院评审要求床位护士比不应低于1∶0.4。北京市曾经作过调查,朝阳医院床位护士比为1∶0.37,协和医院床位护士比为1∶0.5。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护理人员每天要面临大量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除了对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还有就是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保护意识。不断地提高业务能力加强防护,作好防护。作为管理者也应该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医疗用品,以减少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机会。

主持人:护理条例上对使用后的注射器、输液器是怎么规定的?您认为这些规定从多大程度上减少避免了针刺伤害的发生?有何利弊?有没有从技术角度可以解决的办法?

田建华:目前没有立法或是相应法规对注射后作出必需要求。注射后禁止回套,针头与针筒实行分离,针头必须毁型,实际上是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保护措施。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有相关文件规定了所有使用后的医疗锐器必须放置到专用的医疗锐器盒中。应该说目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除了护士在操作过程中提高防护意识,禁止复帽及锐器专用盒的使用减少了护理人员因回套、处置锐器针刺事件的发生,因为有80%的针刺事件是由复帽引起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锐器盒的使用无形中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对针头的处置过程中仍存在不安全隐患。其实如果能在临床中使用真正的安全注射器,应该说可以对从根源上杜绝了一次性注射器重复使用和针头复帽引起的针刺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成本换安全,安全问题谁来买单?

主持人:目前市场上有许多安全注射器,请谈一下目前安全注射器专利方面有哪些问题?

王西平:安全注射器专利实际是安全产业的一个基础,它影响到产业的方方面面,也是决定产业成败的最根本因素,全世界安全注射器的专利已经有上千种,专利相互之间有借鉴,但是如果不了解安全注射器本身的特点、明确它应该解决的问题、对此没有本质认识的话,往往就会走到另一个方向上去,有的厂商在研发过程中,可能拿来国外的或者是他人的专利,把某一部分改了,就认为是自己的了,但是如果国外保护得很完善,你的改动并没有超出保护范围,那就侵权,这种侵权经常发生,这种问题特别是当你出口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开安全联盟会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提醒国内厂家。我们国内雷同的太多,大多数的厂家也只是在形式上稍微改动一下,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一部分的社会成本是不可预估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安全注射器的成本偏高,不适合在中国市场推广,对此您有哪些看法?

王西平:我个人认为许多人对安全注射器成本考虑是带有偏见的,因为事故太多了,安全注射必须考虑的就是安全,它的成本可以说在整个医疗行为中的体现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要分析来看、比较来看,这一部分成本的社会价值,甚至它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的价值,这个社会价值就含着社会的经济价值,比如护士被针刺以后或是病加重后这一部分社会价值它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如果有条件有一天可以把这种选择交给消费者,我相信消费者会选择安全的注射器,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的。用成本换安全,代价将更大。

直面存在的社会问题,推行安全注射100%可行

没有哪一个社会是完美的,不管接受与否,现实的确存在卖淫嫖娼吸毒和艾滋病等问题,尽管中国的法律不允许,承认社会不完美,接受存在社会问题的事实,就应考虑对社会对人的伤害。以卖淫嫖娼为例,如果承认目前难以禁绝这个事实,就应考虑如何将其安全化,比如,建议性工作者普遍使用安全套,以降低性病、艾滋病的传染机会。再如用美沙酮代替海洛因的做法,行勇言怯的原因是担心受到舆论的指责。在香港吸毒者可以到指定地点饮用一支美沙酮,然后这一天他不再需要吸毒就可以好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香港推行美沙酮替代做法的18年来,结果显示其吸毒贩毒人群,可以不增加。

近年来艾滋病与吸毒人员在我国呈逐渐上升趋势,我国政府也在加大力度以图控制减少血源性传染。

主持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发出联合声明:全球在2003年年底以前,全部使用自毁式注射器进行疫苗注射。以防止传统注射器重复使用造成的疾病传染。中国政府也积极响应,目前我国安全注射的现状是怎样的?

梁晓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声明,凡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组织资助的需要注射的项目必须使用自毁注射器,即用后自动销毁,防止血源性疾病的传播,我们国家最早大面积使用就是在预防接种方面,面向健康的孩子,虽然只是占一个人的一生注射量的10%,但它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吸一针管给不同的孩子注射,这方面注射行为和临床不太一样。我们率先在国内乙肝疫苗中使用自毁注射器,目前已经下发了八千多万支。原来主要是用于乙肝疫苗的注射,现在已经扩大到其他计划免疫疫苗的注射,这个在我们国家是一次比较大的行动,起到安全注射里头一个先锋的作用。

主持人:您认为在未来安全注射是不是一个趋势?中国推行安全注射是否可行?

梁晓峰:是。安全注射方面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历史上自从发明针灸、注射等经血的治疗手段,随着肝炎、艾滋病等经血传播的疾病的不断扩大,尤其是艾滋病,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吸毒人员,吸毒人员传播的重要途径就是共用一个注射器,在艾滋病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向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提供一次性的注射器。就是国际上所说的针具交换。有一些舆论会认为这样做助长了吸毒,但从社会角度考虑,用注射器对吸毒者是不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传播艾滋病传播经血的肝炎等,其社会危害将更大。从另外的角度考虑,滥用注射、过度注射、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等非安全注射行为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并引起我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安全注射将是一个趋势。

安全注射器小产品大市场,谁与我共舞

主持人:人这一辈子都免不了生病打针,中国安全注射器未来年需求量60亿支,市场潜力很大。如何开启这个市场?

鉴于不安全注射行为对于人类所产生的危害,在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倡导及努力下,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国际上为了遏制病毒蔓延,1999年安全注射全球网络联盟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成立,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广泛推动应用安全注射新技术。100%的安全注射对中国来说,能够有效降低传染病发病率,推动传染病预防工作,减少各种疾病给经济造成的重大损失;同时,可以降低非安全注射对公众身体健康的危害;注射器生产厂家也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市场利润。

我们认为推广安全注射关键在于政策支持。建议政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使用安全自毁式注射器纳入医疗操作常规;政府必须倡导采购合格的安全自毁式注射器;有关部门积极提供医疗废物处理的相应指导和监督。

主持人:你认为目前安全注射器在市场推广上有哪些困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王西平:我认为有三点:一方面是公众对安全注射及自我保护概念不够,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不足,应该提高国人对自我保护的意识,将安全注射提升到医疗行业中一个社会责任的角度,看病最基本的要求是治病,不能带来新的疾病;另一方面,医院缺乏社会责任感;第三方面是安全服务,怎样给患者、医护人员提供安全的就医工作环境。应该呼吁政府从相应的护理操作上建立规范的制度,适应新产品,使新产品和新规范互动,达到安全注射的目的。

无论是用于治疗或预防医疗,注射目前都是最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医疗行为,每年因不安全注射行为而致死的人数更高达130万人,造成直接医疗损失约5.35亿美元,间接耗费的社会成本更是无法估计,不安全注射行为所造成的悲剧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不断地上演,不容我们再漠视这个攸关生命的问题。安全注射器的使用应该说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实际市场运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安全注射器优点很多,为什么在大陆市场推广艰难?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国内的大规模推广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观念上的阻碍。

首先,在价格上安全注射器比一次性注射器成本提高了,由于观念的落后,接受这个价格比较困难。

此外,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也可能限制了医疗单位购买安全注射器的原因。

同时,各地进行药品和医疗器械招标采购时,一次招标往往采购半年或一年的用量,刚刚结束招标的地区,短期内不可能购买新的医疗用品。并且,价格往往是能否中标的主要因素,由于观念的滞后,安全注射器即使参与招标也很难中标。

由此看来,尽管安全注射器的应用是医疗卫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打开安全注射器在“计划免疫”之外的市场,使其成为社会各方普遍接受的产品,还需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
作者:  来源:  [200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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